横亘于自然与人文两域的《世界毒物全史》

姚  远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127）

一

当史志诚先生将500余万字的百卷本《世界毒物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08）派人送到我办公室时，我着实有些吃惊，因为，这距他120万字的《毒物简史》（科学出版社，2012-04）不到5年时间。我掂了掂这套巨著的分量，足有12.2公斤、对这位老朋友的敬重油然升腾于心头，而这套横亘于自然与人文两域的《世界毒物全史》的“分量”又何止千斤、万斤？！

那是十五六年前的一大早，我在学报办公室迎来一位刚刚从陕西省农业厅厅长退职后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的史志诚先生。那时，他给我的印象哪里像是年过花甲之人，谈起对毒理学史的研究，俨然一个充满理想与抱负的小伙子。科学史的共同爱好使我们很快成为忘年之交，他也将我郑重地列为他的《世界毒物全史》编纂委员会的顾问之一。我在职责范围内，尽量地支持他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在2012年8月出版的《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期，应约发表了我写的《独树一帜的毒理科学发展史研究与探索——评史志诚教授新作〈毒物简史〉》。我在文章的结语中祝愿他的百卷本《世界毒物全史》早日出版，“进一步推动毒理科学发展史再向新的高峰攀登”，并希望他“作为中国毒理学会荣誉理事长，在有生之年把精品留下，而绝不留下遗憾!”没想到，就是这样不经意间的一句祝愿，却成为他的又一个大目标。他后来数次告诉我，“你的这句话一直激励我向此目标奔去”。古语有“大道至简”之说，然而史先生的著述历程却是由“简”至”全”。他著的《毒物简史》从1992年到2012年积20年之功，而从2012年4月到2016年8月主编的《世界毒物全史》却不到5年时间。如今，他已是满头银发的76岁的老人，但仍然能从他的谈吐中看出老骥伏枥的抱负和用之不竭的心力。我们谈论最多的还是毒物史的研究，究竟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

二

史志诚先生著的《毒物简史》和主编的百卷本《世界毒物全史》，既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从自然科学角度看，毒物和毒理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不断利用毒物的过程，是生命科学大类的一个分支，又与农业科学技术的农业基础学科、农业化学、农业生物学；生物科学的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生物化学、环境生物学；医药卫生学的药学、药理学、人体生物物理学、病理学、毒物的分析与鉴定、法医化学；畜牧兽医科学的动物生理生化学、牧草栽培学、饲料卫生学、兽医临床诊断学；以及毒理科学中研究有毒植物、有毒动物、有毒微生物、有毒矿物等的诸多的分支学科相关。他编纂的500万字的百卷本《世界毒物全史》是在中国毒理学会的指导下，由他先后组织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第四军医大学、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天津市农业科学院、陕西省环境保护厅、陕西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陕西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疾病防控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等单位的59位专家完成的一部科学技术成果。正如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刘旭院士所说：“作为一个长期研究种质资源的科研工作者，非常欣喜地看到在这部巨著中也对重要有毒植物、重要有毒动物和有毒细菌及霉菌等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如重点记述了有毒藻类植物、有毒蕈类植物、有毒蕨类植物和高等植物中约30科160余种的植物；介绍了世界上有毒动物的总体状况，记述了23个科（目）的有毒动物；记述和评价了与人类和动物密切相关的部分有毒细菌与有毒霉菌的研究成果和防控技术，并分述了这些有毒细菌与霉菌的分类地位及生物学特性、毒性效应等。这些内容极大丰富了我们对种质资源毒理研究的有关认识，对进一步拓展种质资源的研究领域有重要推动作用，也会进一步促进种质资源的有效利用。”

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看，毒物的历史是反映人类认识和研究毒物以及伴随社会发展出现的种种毒物文化现象，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对制定和完善毒物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前，在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上，如在防范化学和核恐怖袭击以及应急救援方面、重大有毒有害物品污染事故和战争遗弃的化武处置，以及重大群体性中毒事件的救治处理等，都需要通过对毒理学史的了解，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百卷本《世界毒物全史》将为突发中毒事件的应急处置、履行国际公约、禁毒、控烟等工作提供有益的经验，为确保国家安全、生物安全、生态安全、食品安全、职业安全，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该著作系统介绍了由古至今人类与毒物、有毒害物质交锋交错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又明晰了近现代毒理学主要的分支学科史，从创新性、学术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等方面挖掘出世界毒理学学科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还阐述了毒理科学发展历程、毒理学社团组织以及毒理学家的使命，总结梳理了毒物文化和参与人类与毒物斗争的杰出人物的介绍，大大丰富了毒理科学史的人文内涵。

因此，我们说，《世界毒物全史》横亘于自然与人文两域，既是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历史记载，又是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稳定的一个史学成果。在自然科学领域，它涉及了一个重大科学命题，开拓、发展了一个新的科学分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它赋予“毒”字深刻的文化内涵，扫除了“毒”在人类意识中的恐惧、神秘和盲动，还其科学、理性、人文的真实性质，触动了人类文明的一个枢纽，填补了“毒物文化”研究的空白，并由此切入，拉开了古今中外毒物文化的历史帷幕。

三

徜徉于自然与人文两域的史志诚先生，其实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与阅历。2008年，他曾送给我一本他主编的《林则徐在陕西》（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从那时，我知道这位老先生已有了深深的人文情结。为了写这本书，他曾沿着林则徐走过的路，从福州到陕西，从陕西到新疆，还到了以死谏保举林则徐的王鼎的家乡蒲城等地。实际上，他的毒物史研究已走出了实验室，走出了他的“农业圈”，走向了自然与人文交融、小地方与大世界交融的新境地，研究方法上也有渐变和突变。他曾以新时代秦地“后稷”的身份走遍三秦大地，长期从事农牧业生产管理、农业产业经济研究、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以及农业决策咨询等工作；他亦为国际毒素学会（IST）会员、获得第九届国际有毒植物大会“终身成就奖”，出访加、美、德、法、日等10余国家，扩大了他的视野。这种农业管理经历和钻研兴趣，养成了他既可以宏观的视野看待毒物，又可从微观的视野深入钻研一个问题，既可用微观的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宏观的问题，又可用宏观的方法去解决微观的问题。这正是史志诚先生可以其文理融通的素养横亘于自然、人文两域的原因所在。

其中，我们可能看不到他主编的《世界毒物全史》能够解决什么重大的自然科学问题或者重大的社会科学问题。但是，这也许并非其初心，难能可贵的是这部百卷本巨著站在自然与人文的交汇处，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自然科学问题和社会科学问题——那就是如何利用毒物的双面性保护人类和造福人类？如何通过掌控“毒物”这个杠杆去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发毒性灾害的应急处理、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等重大社会问题？

我们从书中关于毒物与人类文明史、毒物史话、毒性大案、毒性灾害史、毒理科学史、毒理学分支学科史、毒物利用史、毒物管理史、毒物文化史、毒物史名人传记等重要内容的论述，深切地感受到了提出这一重大问题的自然意义和人文意义。也许人们会以为，洋洋数百万字的著作可能已经解决了“毒物文化”的全部问题，然而这恰恰是该著的又一重要价值所在——那就是预留了相当广泛的研究空间，也指出了相当有希望的的新分支，等待着拓荒者去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并提出新的问题。提出一个问题从来比解决问题来得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科学研究中的技巧问题，而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地想象力，爱因斯坦认为这“标志着科学真正的进步”。团结众多专家组成一个创作团队、完成一部百卷本的《世界毒物全史》，提出一个事关人类安全的重大问题，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思考……，这正是史志诚先生穷经皓首、孜孜以求的初心。

然而，要解决生态安全等重大社会问题，必须从研究世界毒物史入手，幻想任何事情都要亲经实验，而不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那注定是愚蠢的和不明智的。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不了解人类研究和利用毒物的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的食品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发展战略的深谋远虑，我们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需要博采各国文明之长，以史为鉴，造福人类。